从切·格瓦拉到马尔克斯，拉美知识分子是救赎者还是拦路人？

 记者：徐悦东    编辑：王青

在《救赎者》一书中，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挑选了拉美历史中的九个代表性人物，并写成人物小传，以最精简高效的方式为世人呈现拉美思想的代表性“面孔”，以体现他们对拉美社会困境的思考。

热情的桑巴舞、浓烈的足球氛围、危险丛生的贫民窟、奔放的狂欢节、性感的探戈、慵懒的巴萨诺瓦、还有“拉美文学爆炸”作家们笔下的魔幻国度……这些或许是许多人认识拉美的第一印象。拉丁美洲的空气中仿佛处处飘荡着浪漫的艺术气息，成为许多文青装点自己的“心头宝地”——享誉世界的拉美名人，除了体坛巨星之外，大多是如雷贯耳的文学巨人——马尔克斯、略萨、聂鲁达、博尔赫斯、科塔萨尔、波拉尼奥……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背后恰是拉美魔幻般的近现代历史。拉丁美洲通常闯入我们的报端离不开这些词汇：激进、政变、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军事独裁、革命、暴乱、负债累累、国家破产危机、贫富悬殊、资源陷阱、依附理论、反美主义……甚至，有些媒体会用“拉美病”来形容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普遍困局。激进革命浪潮在拉美的历史当中反复出现，在左翼的第三世界反殖民叙述中，拉美有着其不可取代的崇高地位。

抛开激进革命的浪漫想象，在拉美的历史中，疯狂的起义者和残暴的镇压者经常交替出现。考迪罗主义（拉丁美洲特有的军阀、大地主和教会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独裁制度）曾大行其道。在上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水土不服”的民主制度制造了无数民粹主义领袖，这使得考迪罗主义的幽灵继续在拉美游荡。在经济上，诸多拉美国家也看不出什么经济潜力，许多拉美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仿佛专门为形容拉美而创造的一样。

拉美犹如一头困兽，不断地在政治风潮里变换身姿、剧烈摇摆、挣扎斗争。各种思潮和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台。不管城头变换哪张大王旗似乎都无法摆脱自己所陷入的困境。历史上，拉美更替过的不同形式的政权数量多到惊人，以至于有人戏称，“拉丁美洲是政治制度的博物馆”。

为何拉美的社会困境如此深重，其文化艺术却如此璀璨？在历史上，面对着拉美社会的“不幸”，这些拉美作家、诗人和学者又是如何思考拉美未来的？拉美知识分子的思想又如何塑造着拉美社会？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历史曲折的行程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引进各种各样的观点，希望能实现国家的转型，以救亡图存。在第三世界的社会转型的危局时刻，知识分子似乎会显得格外“有机”。拉美也类似。我们能从许多拉美作家、诗人和学者们的所思所想中，找到他们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相似之处。他们对于拉美社会的思考和期许，又如何改变了拉美社会？

为此，我们采访了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他研究拉美的知识分子史。在《救赎者》一书中，他挑选了拉美历史中的九个代表性人物，并写成人物小传，以最精简高效的方式为世人呈现拉美思想的代表性“面孔”，以体现他们对拉美社会困境的思考。这些人物分别是古巴独立英雄、诗人和记者何塞·马蒂、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墨西哥哲学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秘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编辑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阿根廷领导人埃娃·庇隆（又译作艾薇塔·贝隆）、革命家切·格瓦拉、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里奥·巴尔萨斯·略萨。这些人物面向、政治立场、身份各异，却组成了拉美知识分子中的最具有同质性的“面孔”。

《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墨] 恩里克·克劳泽著，万戴译，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8月版。

撰文 | 徐悦东

“拉美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

为何拉美会在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一波三折？流行的观点将“拉美病”的罪责归咎于殖民主义——包括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即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受“依附理论”的启发，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颇有影响力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认为，曾经野蛮的殖民者竭泽而渔般的掠夺这片土地。如今不公正国际秩序下的国际分工、自由贸易、经济援助同样以不文明的手段掠夺着拉美。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成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本书是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圣经”，他曾在2009年将这本书赠给其“宿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查韦斯是拉美“粉红浪潮”中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末，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经济冲击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许多拉美国家的左翼民粹政党取得了政权，迎来了拉美“粉红浪潮”。查韦斯对这本书的青睐，也代表着许多拉美左翼对拉美困境分析的基本立场——帝国主义（尤其指美国）各种形式的掠夺和不公正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是“拉美病”的罪魁祸首。

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y Theory)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最初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该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依附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激进学说，也是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乌拉圭]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等译，理想国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对于依附理论来说，来自不同立场的人士都给出过不少批评。在左翼阵营内部，依附理论也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加莱亚诺式宿命般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发展出更为复杂和乐观的“依附发展论”（代表人物如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卡多索）以及其他流派，至今并没有哪一种流派取得主导的“共识”地位。

但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拉美贫困的因素要比加莱亚诺文学化的简单归因复杂得多。其中一种对加莱亚诺的常见批评就是，他过于将拉美不发达的因素归咎于外部剥削，从而忽视了拉美内部的问题。当然，大家不能忽视这本书所写的时代背景（此书出版于1971年）。若大家了解上世纪“激进的六十年代”，也就能理解加莱亚诺为何会将该书写成了摇旗呐喊的“檄文”——他希望能通过武装革命让拉丁美洲摆脱依附的命运。

在采访中，恩里克·克劳泽评论道，“‘依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盛行，但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智利乃至墨西哥多年来的发展表明，自由经济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曾支持这一理论最出色的理论家——如费尔南多·卡多索在知识生涯的最后阶段都批评了‘依附理论’。加莱亚诺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谴责自己，认为自己所写的这本书是一个错误。但这本书已经成为了神话。”

克劳泽本人更倾向于从一种更为内部的视角来审视拉丁美洲的病灶。在《救赎者》中，克劳泽批评道，拉美文化本身使得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拉美文化是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文化的延伸。时至今日，“君主制和教会，剑与十字架”——这种中世纪的印记还深深存留在拉美社会的内在精神秩序里。

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而非一种政治实体在拉美存留至今。它由“国家”、“人民”、“人民主权”、“革命”等概念组成（这些术语的意义与英美所流行的相同术语大为不同）。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哲学基础源于霍布斯和洛克（作为政治权力来源的人类理性基础和个人良知、公民宽容的实践、限制天性暴力和组织共同生活的社会契约理念），拉美的政治哲学基础来源于托马斯主义的新经院哲学家，比如耶稣会修士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认为，国家不是一个自私的丛林（在霍布斯笔下，人是为己的和自私的），而是一个在集体意志、君主权力与自然法则达成和谐，关注公民幸福和福祉的共同体。这是一个父亲、监护者式的政治概念。这个利维坦是“有机的”，头部是一位家长。其社会主体受到客观的自然法则的命令，而不是个体良知的指引。人民只是主权的保管人。人民将主权彻底转让给君主。权力从人民到君主的让渡是难以撤销的。在理论上，如果人民认为君主的行为已经如同“暴君”，那么人民可以起义“诛杀暴君”。（这在西班牙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英国和法国曾经发生过。西班牙君权至盛后高举反宗教改革的大旗，自此开始错失历史的良机。）

苏雷亚斯在卢梭之前就制造了类似卢梭的“公意”概念。众所周知，“公意”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克劳泽认为，受“公意”影响，在西班牙语文学的黄金时代里，人民起义反抗统治者（并非君主，而是暴虐无道的地方官员）几乎演变成一种文学类型。

这似乎与中国古代皇朝的“天命观”有所相似。若天子无德，水亦可覆舟，这也为中国历史独特的皇朝更替提供了理论基础。可惜克劳泽对中国历史不甚了解，对于这个类比，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但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民众起义成功的案例。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非常可悲的是，每当人民把君主看成神圣的人物，君主也会把自己看成是神圣的人物，人们根本没有权力罢免他。”

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墨西哥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墨西哥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墨西哥历史学会会员。曾为奥克塔维奥·帕斯创办的《回归》杂志担任编辑，自己创办了西班牙语地区重要的文化杂志《Letras Libres》。著有《墨西哥权力传》《奥克塔维奥·帕斯传》《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传》《考迪罗世纪》《墨西哥革命的文化领袖》等作品。

阿拉伯帝国对西班牙的征服，为拉美的“君主制文化”贡献了考迪罗主义的传统。这种军国主义的军人专制体制在拉美独立后长期存在。在经过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表面上的洗礼后，有些拉美国家抛弃了考迪罗主义，但很快，它们就陷入另一种托马斯主义的君主制文化当中——国家依然是一个父亲般的神话机体，其被赋予了集权主义的正统观念。拉美历史上的革命者们则从古老的人民主权和“公意”的起义思想中找到沃土，他们领导人民合法地反抗通常是美国支持的军政府。的确，许多军政府作恶多端。但在反对暴君的革命结束后，拉美又回到了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或团体手上的起点，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为何拉美盛产救赎者，却鲜有经世致用的建设者？

除了君主制的遗产，天主教会在拉美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天主教教义在等级制的封闭的传统主义与致力于消除不平等和压迫的集体主义中摇摆。第一批到新世界的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就是后一种天主教精神的代表。克劳泽认为，20世纪的拉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重拾了这一天主教传统。传教士的伦理从宗教领域转入世俗领域，救世的神父变成了革命的救世主。

因此，如果不理解天主教文化，我们就无法理解拉美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他们的传奇生涯。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在某一时刻会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不管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立场，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公正、繁荣、和平的秩序，希望拉美能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为了建设这个秩序，他们几乎都相信，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尽管他们对于革命的观点各异：独立革命、民族革命、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一种救赎，革命成功便到达天堂。

大家都很熟悉的切·格瓦拉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圣徒”。他愿意用自己的骨灰为一个新社会奠基。格瓦拉的诗歌多以殉难和救赎为主题（某种变体的宗教主题）。这位浪漫主义诗人以革命大使的身份走向世界（类似宗教中普世的爱）。切·格瓦拉的目标是想通过一场乌托邦式的革命来重塑人类道德。他在刚果和玻利维亚的冒险计划都是灾难性的，他想建立一支圣徒的军队，用道德武装军队，即使这不现实——他的游击队成员不断在逃跑。克劳泽怀疑他在玻利维亚打游击的最终目的就是殉难。格瓦拉将这种殉难当成最高的政治创举，尽管格瓦拉并未直接想过自杀。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天主教世界里，对苦难和殉道者的崇敬的终极意义是救赎——死亡才能证明来一个人的信仰。

在基督教中，末世救赎是耶稣复生的先兆。格瓦拉相信他耶稣式的殉道一定会激励出更多的革命者。这种耶稣殉难般的救世革命故事使得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流行符号。其实，在拉美的历史上，类似的符号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

拉美街头切·格瓦拉的涂鸦。

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诗人何塞·马蒂就是在拉美人尽皆知的古巴独立革命英雄。他深刻地预见了美国的扩张主义吞并古巴的野心，因而他想为古巴实现救赎。他算是自由派人士，他的革命思想承袭自美国独立战争和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他通过翻译出版来宣传他的学说，以文化启蒙来救赎拉美。为了他的革命事业，他被祖国流放他乡，远离自己的家人。最后，他辞去文协主席的工作，选择去古巴参加起义。其实他根本不用赴死（起义军有士兵专门保护他的安全），但他自己主动选择了死亡时刻（他独自主动向敌人冲锋）。马蒂的一生都在期待着能为古巴死去，他将其视为自身殉道的结束和救赎的开始。由此，这位圣徒也成了启蒙拉美革命的先知与符号，他也开创了拉美革命思想的新时代。

我们如今该如何看待这类救赎者在拉美社会的符号化？对此克劳泽没有正面回答，他讲了一则趣闻，“二十多年前，《新共和》杂志邀请我参加电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又名《贝隆夫人》）的首映式。麦当娜饰演这部电影的主角埃娃·庇隆，安东尼奥·班德拉斯饰演切·格瓦拉。这两个人物跳着想象中的探戈舞，这似乎象征着他们相当契合当代的‘表演文化’。他们像两颗星星一样闪耀——她，是‘不穿衣服的圣人’；他，是革命的象征——但不是在历史的苍穹中，更是在市场的商品中：海报、T恤、纹身……查韦斯就是庇隆主义者和格瓦拉主义者。”克劳泽道出了被符号化的救赎者们与当代拉美民粹政治之间鲜为人知的亲缘关系。在拉美普遍实现民主化的二十世纪下半叶，靠选票上台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恰恰继承了救赎者的角色。

电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又名《贝隆夫人》，1996）剧照。

埃娃·庇隆原本是一位出身贫寒的平庸女演员，她嫁给了庇隆将军。在庇隆将军当上阿根廷总统之后，她不仅成为了灰姑娘的化身，也成为了善良而神奇的“仙女教母”。她是庇隆将军的完美搭档——她能跟贫苦大众真诚沟通，她的演讲让许多底层人民如中魔咒。她广施恩惠，成为了阿根廷民众的崇拜对象——当时阿根廷人对埃娃的崇拜就几近于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且这种崇拜日益宗教化和极端化。在贫民百姓眼里，她就是阿根廷的救赎者——她为人民呐喊，为人民提供了无数社会福利服务，但这种不可持续的财政支出也在不负责任地透支着阿根廷的国力。

这位阿根廷的“圣母”打破了民粹主义历史上的所有纪录，她每天接待几十个代表团，疯狂访问工厂、学校等各种机构，出席各种开幕仪式。她会亲自询问每一个的状况，会亲吻麻疹病人，会拥抱那些衣着破烂的穷人，这也颇具表演意味——她让大家与人类经受的痛苦产生了共鸣。当然，她将阿根廷数十年来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阿根廷的后代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巨额的负债、贫困和吞噬一切的严重通胀，阿根廷也从一个发达国家慢慢沦为处于破产边缘的国家。

埃娃·庇隆，又译作艾薇塔·贝隆，常被称为“贝隆夫人”。

克劳泽认为，切·格瓦拉和埃娃·庇隆在政治光谱上是左右两个极端（庇隆政府跟纳粹党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也是二战后许多纳粹战犯会逃亡阿根廷的原因），但是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救赎者的形象、极富传播力度——如今，这两个极端在拉美的“粉红浪潮”中得到了结合。克劳泽一直都是拉美右翼军人政权的死敌，但是他也批判“粉红浪潮”中的左翼民粹主义。

有许多国际局势观察人士认为，自2015年以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拉美“粉红浪潮”正在走向衰退，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开始增强。克劳泽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不认为‘粉红浪潮’正在衰落。埃沃·莫拉莱斯的政党在玻利维亚取得了胜利，马杜罗仍在执政，古巴在这六十年来没有什么改变，其对委内瑞拉持续保持着巨大影响力。墨西哥有一个自认为是 "左派”的政府，尽管许多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一个打着左派旗号的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政府。另一方面，确实，巴西的卢拉已经倒台了，执掌政权的博尔索纳罗显然不是“粉红浪潮”的一员。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和博尔索纳罗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到现在，左和右这两个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实际上是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不平等斗争。”

民粹主义是拉美的一个痼疾，如今似乎有泛滥于西方世界之势。克劳泽认为，“不管民粹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如何，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有一些共同点——魅力型领袖、垄断言论、动员群众、攻击媒体、蔑视科学和客观真理、捏造内外敌人、煽动仇恨。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很像，特朗普、奥夫拉多尔、查韦斯、欧尔班和博尔索纳罗都是一样的。他们通过民主程序上台，并想结束它。西方的教训无非是，要试图通过民主手段打败这些民粹主义者。”

拉美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它的背后动力是什么？

对于拉美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一个外部因素。克劳泽在书里写道，在历史上，拉美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仰慕和失望的循环由来已久。至少有三代拉丁美洲的自由派曾将美国作为榜样，以致在某些方面完全照搬了美国的做法”。

在十九世纪初到中叶，由于受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同处美洲的拉美知识分子以效法美国为荣，对美国的仰慕几乎遍布整个美洲大陆。尽管美墨战争使得墨西哥失去了一半的领土，但墨西哥也丝毫没有减少对美式自由的向往，美国诗人惠特曼对此还曾感到十分惊讶。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美帝国主义扩张的野心的兴起，局势彻底发生了变化。拉美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羡慕美国的国会政治，另一方面对其野心和强权感到担忧。门罗主义将拉美当作只能让美国染指的后花园。古巴沦为美国保护国的遭遇，震颤了许多拉美知识分子的心灵。

从此之后，拉美的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许多自由派成员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向他们的对手保守派靠拢——他们最终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的理论。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所写的《爱丽儿》就是反美主义的圣经。罗多认为，拉美文化比美国的功利主义文化具有优越性。当时法国的实证主义在拉美很流行，罗多不认为实证主义与天主教有所矛盾，他在《爱丽儿》中为实证主义注入了新生命，以此来抵抗盎格鲁-撒克逊的功利主义。

何塞·恩里克·罗多

此外，《爱丽儿》还回应了“美国天命论”。自黑格尔以来，十九世纪的许多欧洲哲人基本上都认为，发达大国终将吞并落后国家，并视其为文明发展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支持过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这不符合今天的国际道德的标准（尤其在威尔逊原则之后）。但是，支持吞并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欧美十分流行的正常理念。

罗多很早就不赞同这种理念，他认为，落后国家应该站起来，发展自己，扭转被奴役的命运。要实现这一目标，拉美国家得先发展教育。这也成为了拉美左右两派的共识。反美主义为拉丁美洲人带来文化上的共识。直到今天，这个共识依然存在。拉美也形成了重视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相当高，大学里渴盼成为救赎者的学生也成为了拉美一代代社会运动中的主角。

自此之后，拉美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图景变得鲜明。拉美饱受美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因此，拉美的未来取决于“非美国的道路”。正所谓“病急乱投医”，在内忧外患下，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找来了各种各样的药方。

哲学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曾被誉为“墨西哥的良心”。他曾是墨西哥革命的文化领袖，他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拉美最具影响力的救赎神话。他曾热情歌颂马德罗主义——马德罗在当时被称为“民主的使徒”，他试图在墨西哥恢复已被遗忘的自由派理想。但他成了选举舞弊的牺牲品。为此，他发动革命当上了总统。好景不长，一场军事政变刺杀了马德罗，墨西哥的民主神话破灭。墨西哥开始进入混乱状态。

巴斯孔塞洛斯是马德罗的热心追随者。在马德罗被刺杀后，他陷入了对自身文化和艺术的内省，并开始转向普罗提诺的哲学，成为了新柏拉图主义者。他钟情于“哲人王”的理念，认为权力不该由军人掌握而必须由知识分子掌握。他还坚信拉美将诞生新的文明。他参加了1929年的墨西哥总统大选，无数墨西哥人对他有着救赎者一般的期待。但由于选举舞弊，他输掉了大选。由此，他不再相信民主主义，投向了法西斯主义，对纳粹德国高唱赞歌。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在采访中，克劳泽如此评价巴斯孔塞洛斯：“他并不是拉美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因为自193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明显更同情西班牙共和国和俄国革命，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巴斯孔塞洛斯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他将他在1929年墨西哥总统大选的失败归咎于美国。在他仇恨美国后，由于他依然还是苏联的敌人，他就被希特勒蒙蔽了。出于某种我没有搞明白的原因，他最后成了一个愤怒的反犹分子：他认为犹太人在克里姆林宫和华尔街以某种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克劳泽所说，巴斯孔塞洛斯的选择并不常见。同样是在反美主义共识的旗帜下，20世纪的大部分拉美知识分子都选择左倾的道路。马尔克斯、略萨、奥克塔维奥·帕斯在早年都选择了左倾。但是，后来他们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他们的晚年，马尔克斯继续选择左倾，并未改变；略萨则皈依了自由主义；帕斯则走上了一条折衷的道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这代表了上世纪拉美知识分子的几种主要选择。

在《救赎者》中，克劳泽尤其热衷于讲述帕斯的故事，读者也能看出他清晰的喜好，毕竟他俩是老朋友了。克劳泽说，“我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献给了他（帕斯），原因很明显，我和他在《回归》杂志一起工作了23年。奥克塔维奥·帕斯是20世纪乃至历史上最重要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在书中，我并没有真正涉及到他出名的重要方面（诗歌），也没有涉及到他其他大量的文学作品（散文、传记、批评），我只集中讨论他的政治思想的转变。他一生都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他想要的是具有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对我来说，他是我的学习榜样，但他并没有成为拉美知识分子的榜样，因为古巴革命对拉美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深刻持久。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建设社会民主主义是可能的。他并不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

为何这些知识分子的左翼倾向会发生转变？克劳泽说，“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转向显得非常艰难、漫长和曲折。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后，他与苏联决裂了。但他从未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巴尔加斯·略萨比帕斯年轻二十二岁，他曾是古巴革命的热心支持者。他一开始对帕迪利亚事件感到失望，但我认为，实际上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几乎有了真正的转变时刻：他皈依了自由主义，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出路（像帕斯一样），也是经济上的出路。他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他的一切痕迹，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马尔克斯由于他与卡斯特罗的私人关系，并未有所转向。

奥克塔维奥·帕斯

无论何种立场，克劳泽对拉美知识分子都提出了自己的批判。不管是帕斯还是略萨，抑或是马尔克斯，他们都曾寄希望于救赎——如何打造一个新的拉美社会。拉美独特的历史遗产因素是无法被忽略的。帕斯认为，仅靠自由主义不能带来新的秩序、新的社会和文明，19世纪在拉美的自由主义革命只是一种“表面革命”，没有真正的社会根基。帕斯对政治行动给予厚望——他希望能够建立新的秩序、新的文明——这也是一种救赎。

对于拉美知识分子，克劳泽总结评论是：拉美“具有宗教情怀的救赎者太多，能够付诸实践的思想家太少”。拉美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高，但他们通常只提出抽象的原则性意见。而且，他们经常囿于死板的教条主义，对于具体如何操作的实践性想法则不甚了了。

克劳泽说，“创造丰富的、广泛的、多样的、富有成效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但组织实际的革命又是另一回事。第一种是建设工作，这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工程（如卡尔·波普尔所提出的那样）；另一种是破坏性的工作，革命者摧毁现实，然后按照他们的说法重建。前者需要切实可行的想法，并必须要惠及具体的人。后者也许会将具体的人摆上抽象观念的祭坛上用来祭祀。”

不过，面对民粹狂潮，拉美知识分子的社会能量也早不如从前。克劳泽说，“在上一波激进的民粹主义政府（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现在的墨西哥）当中，知识分子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关键因素是那些有魅力的领导人（查韦斯、奥尔特加、莫拉莱斯、洛佩斯·奥布拉多），他们把自己在1960年代所接受的消化不良的马克思主义，与病态的个人崇拜相结合，重新演绎了旧的考迪罗主义。

今天的民粹主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者的晚辈弟子。现在大多数严肃的知识分子都采取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来批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知道，民粹主义集中了权力，却没有产生财富或正义。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分量不如20世纪。20世纪是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加缪、奥威尔、罗素、奥克塔维奥·帕斯等都是极具历史分量的知识分子。”

拉美到底该怎么办？拉美知识分子经常从世界各地采撷“先进”经验，却经常南橘北枳。对于拉美来说，世界上真的存在救赎者眼里的“万灵丹”吗？面对拉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困境，克劳泽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克劳泽对中国不甚了解，他说，“我们拉美人很钦佩千年的中国文化及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状况，但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拉美和中国之间需要更多对话。”此外，他一直很好奇，“中国这些年到底如何消化这些时代之间的剧烈变化？”因为拉美历史上每一次剧烈的变化，都产生了拉美世界难以消化的后遗症。对于这些后遗症，克劳泽认为，拉美救赎者们最缺乏的“务实”精神是一瓶解药：“我认为中国的许多价值观（纪律、国家目标、务实）对那些被救赎般民粹主义者所统治的混乱国家会有很多好处。”

Publicada en Beijing News, 23 de noviembre de 2020.

La entrevista original puede leerse aquí: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0609692315517.html

Respuestas de Enrique Krauze al cuestionario del periodista Xu Yuedong que sirvió como base al artículo:

Xu Yuedong: En Redentores, usted eligió nueve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para representar a los redentores del subcontinente. ¿Por qué escogió estas nueve figuras? ¿Qué aspecto de Latinoamérica representa cada uno de ellos?

EK: Los escogí porque todos tienen el denominador común de haber creído alguna vez en la redención social de sus pueblos, esa forma ideológica que recuerda a la redención religiosa. Cada personaje representa una variante del tema: la independencia de Cuba en Martí, la emancipación cultural en Rodó, la utopía estética en Vasconcelos, el marxismo indigenista en Mariátegui, la fe en la Revolución rusa en Octavio Paz, el populismo de Eva Perón, la cruzada del Che Guevara, el contrapunto respecto a la Revolución cubana en Vargas Llosa y García Márquez. Podía haber elegido también a Pablo Neruda y a Fidel Castro, pero tenía limitaciones de espacio.

XY: ¿Por qué Vasconcelos, la "conciencia de México", pasó de ser un convencido liberal o demócrata al fascismo, alabando al régimen nazi y cautivado por la dictadura? ¿La transformación de Vasconcelos es un microcosmos de los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EK: No es un intelectual representativo, porque América Latina desde los años treinta fue más simpatizante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 y de la Revolución rusa que del fascismo. ¿Por qué tuvo esa posición Vasconcelos? Es un tema complejo. Culpaba a Estados Unidos de su derrota electoral en 1929 y, como era enemigo de los soviéticos, se ilusionó con Hitler. Por algún motivo que no entiendo se volvió un furibundo antisemita: creía que los judíos dominaban de manera coordinada en el Kremlin y Wall Street.

XY: Usted comenta que el comunismo inca de Carlos Mariátegui está inmerso en sus propios conceptos mitológicos y no acepta la mirada inclusiva del mestizaje, ese lento y complicado proceso de mezcla étnica que en México ha suavizado los conflictos raciales originales y debilitado la exclusión. Argumenta que la reforma agraria mexicana de la década de 1930 fue más pragmatismo que comunismo indígena. También dice que si Vasconcelos es el Hegel del destino de Latinoamérica, entonces Carlos Mariátegui es el único que realmente bajó sus ideas a la tierra. Sin embargo, también dice que estaba obsesionado con su mitología, su marxismo era solo espiritual, y que rehusó participar directamente en política. Esto parece una contradicción. ¿Cómo entiende la tensión entre sus ideas prácticas y su mitología?

EK: Mariátegui murió muy joven, en 1930, y no tuvo tiempo de desarrollar en la práctica sus ideas. Era un empresario editorial y un intelectual, rara y fructífera combinación. Creo que su visión del mundo indígena fue predominantemente mítica. Entendía el peso de ese pasado y su presencia en el presente (mucho más evidente que en México), pero estudió sus sistemas de producción y estaba por concebir una síntesis con los elementos útiles de Occidente. La Reforma Agraria de México en 1937 le habría impresionado. De haber sobrevivido, creo que podría haber visto en ella un ejemplo para el Perú. Por otra parte, no necesitaba pertenecer al rígido partido comunista para desarrollar sus ideas y para influir en su país.

XY: Dedica muchas páginas a Octavio Paz. ¿Qué significado especial tuvo entre estos nueve rostros latinoamericanos? ¿Piensa que Paz es un modelo a seguir o una referencia para los intelectuales de América Latina?

EK: Le dediqué la mayor parte del libro por la razón evidente de que trabajé con él por 23 años en la revista Vuelta. Octavio Paz es uno de los autores más importantes de la lengua española en el siglo XX y en todos los siglos. En Redentores yo no abordo en realidad su vertiente central (la poesía) ni su vasta producción literaria (ensayos, biografías, crítica) y me concentro en su pensamiento político. Fue un socialista toda su vida, pero quería un socialismo con democracia y libertad política. Para mí fue un ejemplo a seguir, pero no ha sido un modelo para los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porque la influencia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ha sido muy profunda y persistente. Octavio Paz creía que era posible la construcción de un socialismo democrático. No era partidario del liberalismo económico.

XY: Octavio Paz y Mario Vargas Llosa se convirtieron de creyentes de izquierda en liberales de izquierda. ¿Cuáles son las similitudes y diferencias entre ellos? Parecen estar en contraste con Vasconcelos después de su transformación. ¿Qué piensa de la transformación ideológica de estos intelectuales?

EK: La transformación de Octavio Paz fue muy difícil, larga, tortuosa. Rompió con la URSS a raíz de la publicación de Archipiélago Gulag, de Solzhenitsyn. Pero nunca abandonó del todo el pensamiento en los marxistas ni dejó de creer en el socialismo. Vargas Llosa, veintidós años menor que Paz, fue un ardiente partidario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y comenzó a decepcionarse a raíz del caso Padilla, pero en realidad creo que tuvo casi un momento de conversión a fines de los setenta: entendió que el liberalismo era la salida, no solo el político (como Paz) sino el económico. Dejó por completo toda traza de marxismo y de fe en el socialismo. Ninguno de los dos se parece a Vasconcelos, miembro de una generación muy anterior.

XY: Usted cree que el Che Guevara no fue a Bolivia a ganar, sino que escogió fallar y embarcarse en un camino de martirio como redentor. ¿Qué piensa del símbolo del Che Guevara? En su opinión, ¿cómo puede la gente de América Latina, atrapada entre insurgentes delirantes y represores brutales, librarse de estos dos ciclos de extrema violencia?

EK: Le contesto con una anécdota. Hace más de veinte años, la revista The New Republic me invitó al estreno de la película Evita, con Madonna en el papel principal y Antonio Banderas como el Che Guevara. El imaginario tango que bailan aquellos dos personajes parecía simbolizar su definitiva neutralización por la cultura del espectáculo. Brillarían como dos estrellas –ella, la “santa de los descamisados”; él, el emblema de la Revolución–, pero no en el firmamento de la historia sino en la parafernalia del mercado: pósters, camisetas, tatuajes. El peronismo de raíz fascista y la Revolución de inspiración comunista habían sido desmentidos y superados por la democracia liberal que, en aquel momento, parecía una conquista definitiva. Ahora queda claro que esa conquista no fue definitiva. Hugo Chávez era peronista y guevarista.

Yo fui un enemigo acérrimo de los represores brutales, los militares de derecha en América Latina. Escribí contra ellos, que prohibieron la circulación de la revista Vuelta. Pero ahora los represores están en el bando populista de Evita Perón y el Che.

XY: Comenta en su libro que los escritores latinoamericanos tienen una larga y excelente tradición de descripción de dictadores. Casi todos los novelistas de América Latina del "boom" escribieron alguna novela para describir al tirano bajo su mirada. Usted menciona las obras de Márquez (El otoño del patriarca) y Vargas Llosa (La fiesta del chivo). ¿Cuáles piensa que son las similitudes y diferencias en la descripción que hacen ellos de los dictadores?

EK: La similitud única es el tema. El otoño del patriarca de García Márquez muestra una fascinación erótica por el poder. A mí me repugna. ¿Quién es el patriarca? Una víctima. García Márquez le tiene una inmensa conmiseración, pero no tiene ojos y oídos para ver y oír a las víctimas del patriarca. En cambio Vargas Llosa, en La fiesta del chivo, exhibe al dictador en toda su crueldad y da imagen y voz a las víctimas.

XY: Todos los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que aparecen en su libro parecen enfrentarse a una cuestión ineludible: su postura ante Estados Unidos, un factor importante que afecta a América Latina. En su opinión, el ciclo de admiración y decepción de los intelectuales liberales latinoamericanos hacia Estados Unidos tiene una larga historia. Al final, el imperialismo estadounidense hizo que los liberales se acercaran poco a poco a los conservadores y constituyeran un nacionalismo antiamericano. Esta ideología antiamericana se ha convertido también en el consenso de los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Qué opina de la influencia de Estados Unidos en los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En la actualidad, ¿cómo han afectado los cuatro años de gobierno de Trump a la relación entre Estados Unidos y América Latina?

EK: La arrogante política de Estados Unidos en la región, una historia de agresiones, invasiones, abusos, que comenzó en 1847 con la guerra contra México, ha sido una tragedia para los intelectuales liberales que creyeron en los valores de la Revolución francesa y la americana, y en la Constitución de los Founding Fathers. Como usted dice, Estados Unidos terminó por dar la razón a los conservadores nacionalistas y, ya en el siglo XX, todo confluyó en un antiyanquismo de izquierda continental. No es casual que José Vasconcelos haya recibido con júbilo el triunfo del David cubano frente al Goliat americano que él odiaba. Desde hace unas décadas Estados Unidos comenzó a tener una política más sensible en esta región, sobre todo en las administraciones del primer Bush, Clinton y Obama. Con Trump todo ha sido un inmenso retroceso. Trump es un fascista. De haber nacido en la Alemania nazi habría sido un oficial de las SS. Acaso todos los intelectuales de la región lo vemos con una mezcla de desprecio, temor y honda preocupación. Es un peligro para el mundo. Desgraciadamente los gobiernos populistas de los dos países más importantes de la región –Brasil y México– tienen relaciones magníficas con Trump, coinciden en sus políticas de daño ambiental y, en el caso de México, le ha hecho el trabajo sucio de tratar de manera inhumana a los migrantes centroamericanos.

XY: Los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de su libro me recuerdan a sus homólogos de China y de muchos países del Tercer Mundo. Los países pobres y débiles suelen enfrentarse a la amenaza de la agresión imperialista, y los intelectuales buscan diversos remedios para sus países. Algunos optan por estudiar la experiencia de los países más desarrollados, como Estados Unidos, Francia, Alemania y la Unión Soviética. Hay un viejo refrán en China que dice que "una persona que está gravemente enferma acudirá ciegamente a cualquier médico que pueda encontrar". Cuando la situación externa e interna se deteriora, los intelectuales suelen recurrir a creencias más radicales para provocar cambios drásticos, con la esperanza de resolver el problema de una vez por todas. En estas sociedades, los intelectuales suelen desempeñar un papel importante en el cambio social. Algunos países han salido de un radicalismo reiterado, mientras que otros siguen bajo la sombra o la amenaza de una Revolución radical. ¿La tortuosa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se debe a los intelectuales radicales? ¿Qué opina del papel desempeñado por los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en el cambio social? ¿Qué papel cree que deberían desempeñar los intelectuales en el cambio social y el desarrollo?

EK: En la última ola de gobiernos radicales o populistas (Venezuela, Nicaragua, Bolivia y ahora México) los intelectuales no han tenido un papel predominante. El elemento clave ha sido el líder carismático (Chávez, Ortega, Morales, López Obrador) que ha hecho suyas teorías de los años sesenta, un marxismo mal digerido combinado con un culto enfermizo de la personalidad y una reedición del viejo caudillismo.

Los populistas de ahora son discípulos tardíos de los revolucionarios de los sesenta y setenta. Ahora la mayor parte de los intelectuales serios tienen una postura liberal o socialdemócrata y son críticos del populismo porque saben que concentra el poder sin producir riqueza ni justicia. Por desgracia, los intelectuales en esta era tenemos menos peso que en el siglo XX, que fue el siglo de los intelectuales: Sartre, Camus, Orwell, Russell, Octavio Paz, tantos otros.

XY: En el siglo XX, muchos intelectuales chinos y latinoamericanos tomaron a la Revolución rusa como modelo, tratando de combatir el injusto imperialismo de Estados Unidos. La Revolución china tuvo gran influencia en América Latina y China propuso el concepto de "Tercer Mundo". El Movimiento de Países No Alineados y la Conferencia de Bandung fueron un esfuerzo de los países del Tercer Mundo por resistir el neocolonialismo (aunque América Latina no participó). ¿Qué piensa del impacto de estos eventos en Latinoamérica? ¿Qué importancia tiene hoy el concepto de Tercer Mundo para Latinoamérica?

EK: Esos eventos tuvieron impacto hace décadas, ya no lo tienen más. Creo que el cuadro cambió en 1989. El mundo ya no es bipolar ni tripolar. Ahora hay otros factores que dividen el mundo: nacionalismos, islamismo, populismos. Y el factor Trump desquicia al mundo. Creo que China tiene una oportunidad para influir en la región porque los latinoamericanos admiramos la cultura milenaria china y su impresionante desarrollo actual, pero los conocemos poco. Hace falta mucho más diálogo entre América Latina y China. Hace falta que los chinos nos expliquen su historia. Por ejemplo: ¿Cómo se asimiló en China el paso de Mao Tse Tung a Deng Xiaoping, y de él a Xi Jinping? Sospecho que muchos valores chinos (la disciplina, el propósito nacional, el sentido práctico) nos harían mucho bien en esos países desordenados gobernados por populistas redentores.

XY: En su opinión, los intelectuales latinoamericanos normalmente proponen principios o creencias generales y abstractas en lugar de ideas prácticas. Sin embargo, la utopía e ideología, así como la imagen del redentor de los intelectuales, tienen un poderoso atractivo en la movilización revolucionaria. ¿Cómo lograr un equilibrio entre el pragmatismo y la abstracción?

EK: Una cosa es el sentido práctico para crear una economía de mercado rica, amplia, variada y productiva, y otra es el sentido práctico de organizar una revolución. Lo primero es una obra de construcción, una ingeniería social paulatina (como la proponía Karl Popper), lo otro es obra destructiva de revolucionarios que prenden fuego a la realidad para después, según ellos, reconstruirla. Los primeros tienen ideas prácticas que benefician a personas concretas. Los segundos sacrifican personas concretas en el altar de las ideas abstractas.

XY: En su libro, señala que las ideas políticas relevantes en la América española proceden de las obras de los nuevos filósofos empíricos del tomismo, como el jesuita Francisco Suárez, y no del hobbesismo. La transferencia del poder del pueblo al monarca es completa e irrevocable. Si el pueblo piensa que el monarca se comporta como un tirano, entonces el camino es reunir fuerzas y rebelarse hasta que el tirano sea asesinado. Esta es también la razón por la que la dictadura y la Revolución se escenifican repetidamente en la historia latinoamericana. Esto me recuerda el antiguo concepto chino del "mandato del cielo": La legitimidad del monarca proviene del mandato del cielo. Si el monarca no tiene virtudes, perderá el mandato del cielo y el pueblo podrá sublevarse. ¿Qué opinas de las similitudes y diferencias entre la concepción tomista y el mandato del cielo?

EK: Me parece un paralelo interesantísimo. No sé cómo se ha traducido en la historia china, cuántos casos de remoción forzosa del poder ha habido, pero tristemente en América Latina ocurre lo que en la historia española: una vez que el pueblo ve al monarca como figura divina y el monarca se ve a sí mismo como tal no hay poder que lo remueva.

XY: Inspirado por la "historia de la dependencia", Eduardo Galeano criticó el colonialismo y el bárbaro saqueo de materias primas por el libre comercio en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Qué piensa de la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y las críticas de Galeano? Algunas personas dicen también que Latinoamérica ha caído en la "trampa de los recursos naturales", que se convierte en un obstáculo para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Qué piensa de esa "trampa"?

EK: La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estuvo de moda en los años sesenta y pronto mostró su inviabilidad. El desarrollo de Chile, y aun el de México por muchos años, muestra que la libertad económica era una opción mejor. Los más inteligentes teóricos que sostuvieron esa teoría –como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terminaron por criticarla. El propio Galeano, al final de su vida, denunció su propio libro como un error. Pero el libro se volvió mítico, la biblia de Hugo Chávez.

XY: Algun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han llegado a la conclusión de que la reciente "marea rosa" en América Latina está menguando. La "marea rosa" apareció con el desarrollo de la "tercera ola de democratización", y sus gobiernos tenían evidentes rastros de populismo, nacionalismo y autoritarismo. Sin embargo, desde 2015 comenzó a declinar, mientras que la influencia de los partidos de derecha en América Latina aumentó. ¿Por qué empezó a declinar esta "marea rosa"? ¿Qué opina de esta tendencia? ¿Cuál es tu opinión sobre el auge y la caída de la "ola rosa"?

EK: Yo no veo la declinación de la "marea rosa". Ha triunfado el partido de Evo Morales en Bolivia, Maduro permanece en el poder, Cuba no ha cambiado en sesenta años y mantiene inmensa influencia en Venezuela. México tiene un gobierno que se considera a sí mismo "de izquierda", aunque muchos intelectuales marxistas muy serios consideran que es solo un gobierno populista y autoritario que navega con bandera de izquierda. Por otro lado, es verdad, en Brasil ha caído Lula y gobierna Bolsonaro, que evidentemente no es "marea rosa". Pero si examinamos con detenimiento, entre AMLO y Bolsonaro casi no hay diferencias. En el fondo, los términos izquierda y derecha han dejado de tener sentido, ahora lo vigente es la lucha desigual entre el populismo y los gobiernos liberales o socialdemócratas.

XY: En los últimos años, el populismo en Europa y Estados Unidos ha aumentado gradualmente. El "fenómeno Trump" y el Brexit han provocado el ascenso de muchos partidos populistas de derecha. ¿Qué opina de este auge? Latinoamérica también tiene una tradición populista muy fuerte, como el peronismo, al que usted se refirió como "el libro de texto perfecto para la antidemocracia". ¿Cuáles son las similitudes y diferencias entre el peronismo y el populismo que prevalece en Europa y en Estados Unidos hoy en día? ¿Qué lecciones podemos aprender de los populistas de América Latina? ¿Cómo superar el populismo?

EK: Es una pregunta muy vasta e importante. Al margen de sus ideologías, lo que vincula a los populistas de todo el mundo es el tipo de dominación: el líder carismático, el monopolio de la palabra, la movilización de las masas, el ataque a la prensa, el desdén por la ciencia y la verdad objetiva, la fabricación de enemigos internos y externos, la incitación al odio. En esto todos se parecen, Trump y AMLO, Hugo Chávez, Orbán y Bolsonaro son iguales. Llegan al poder a través de la democracia para acabar con la democracia. La lección en Occidente no es otra que resistir y tratar de vencer a los populistas por la vía democrática. En esta cultura, bajo valores de libertad y democracia, es la única forma de superarlos.

Publicada en Beijing News Book Review, 23 de noviembre de 2020.